听一声，宪兵队上楼了，这条小巷无人。

好。

包里除了消音手枪也没有别的东西，她把手枪放进内兜，包往下水管道上一甩，三步就重新爬上了楼顶。这楼顶也是一片密匝匝的晾衣场，全是沉重的湿漉漉的床单。

楼下传来呼喊，她等得呼喊声近了，才往回跳，然后快步跑向刚才来的路上发现的一个仓库。那仓库距离事发现场很近，通过仓库的老虎窗她应该可以看见三岔口的情况。

等跑到下一个屋顶的时候，她还隐隐听见日语叫喊“上楼”的声音，多跑两步就听不见了。

按理她该撤离，但那样的话她就只是执行者而不是监督者了。她不那样看待自己，别人也不会那样看待她。不需要外界的评判上司的要求，她也会要回去。

何况还有这些东西。

仓库二楼有扇破窗，玻璃尖锐，不知道是被何时何地的贼人给打破了的。她看了看，比划了一下，跳了进去，人没事，衣服被划破了，也来不及细看——掉在地板上激起灰尘，幸而声音不大没人发现——她赶忙爬到老虎窗边，往外一看，苦力躺在街中央，已经死了。远远看身上有几处刀伤，没有别的，宪兵队也正在搜他的身，把破衣烂衫用刺刀划破，细细搜检。

她就在那个老虎窗前看，一直看，双手握着拳，几乎忘记了这里也危险。

宪兵队看上去什么都没有找到，忿忿而去。

这是目前唯一的好事。

她小心爬上楼去，又穿越了好几个房顶才下楼回到街上，本来有意直奔熟悉的旅馆去，转念一想，恐怕也有危险，还是熟悉的咖啡馆好，立刻快步走回租界去。找那家有电话的咖啡馆，打几个电话，打给万小鹰，让她探查，打给德堂，告诉他出事了，再打给——

想不到一个多小时前自己还在心高气傲志得意满地思考未来，现在却像掉在谷底，甚至可能还要往下掉一阵。

她两眼一闭，想起《三岔口》里那句“披枷、带锁，恼胸膛”！

焦赞唱完了想摘掉枷，她呢？她恐怕这才戴上。

那天晚上汤玉玮没有回家——不管是枕流公寓的家还是凡尔登花园的裴家——而是躲在一家只有自己和裴清璋知道的旅馆里，除了给德堂发送了消息，别的谁也没告诉，哪怕是裴清璋——裴清璋更不要知道，至少在她完全安全或者彻底要死之前，都不要知道，因为知道了就等于不安全，她不能让裴清璋也犯险——而且她觉得自己只能求助德堂，一方面中美所的人在本地就没有这个实力，另一方面，这样东西丢了就不能让中美所的人知道了。

她也想过，这样大的事情往好了干是功劳，往坏了干就是女娲补天一样大的窟窿。她本来和裴清璋想尽了办法，盟军也想尽了办法，按理万无一失的——现在想想，那本东西也该是万无一失的，至少短期之内不会出问题，就算真的被宪兵队找到了他们要破译也需要时间，安全阀是在的……

但是居然会有宪兵队如此精准、目的性如此明确地找过来，为什么？他们收到风声了？谁能给他们这个风声？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，她，裴清璋，连万小鹰都不知道——她这边是安全的，中美所也没有人知道，泄密都无从泄密——然后就是德堂，德堂总不至于；除了德堂，就是信使，长衫男子，还有派长衫男子的那两个人。

夜里她睁大了眼睛竖起了耳朵，右手保持着随时可以拔枪的姿势，坐在旅馆的床上。不大可能是信使，他要投敌不需要等到这个时候。长衫男子的逻辑是一样的，而且长衫男子要给的只是通行证，他不知道信使带了什么，就算投敌，其信息也没有多大价值，宪兵队不会搞这么大阵仗——要么就是余树庵，要么就是田博。如果是田博，余树庵也未必干净。